自愿承受风险原则研究

自愿承受风险在美国侵权法中是被告可以主张的绝对抗辩.以自愿承受风险原则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自愿承受风险的起源与发展、自愿承受风险的各种形态以及比较过失制度对自愿承受风险的影响进行介绍与评析,揭示了自愿承受风险原则在美国侵权法中所经历的沉浮与变迁.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以及休息休假权等肆意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询其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积极寻求扭转我国劳动基准实施困境的对策.     

什么是应有的法学理论态度观——从法学理论的相互搏杀言起

法律理论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排斥异己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论商法中的经理权

商法中的经理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明确了经理人对企业的管理权,强化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功能,二是安全功能.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职权并不是商法意义上的经理权,在我国公司法中真正与经理权制度相似的制度,是法定代表人制度,但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中的经理人(强调其对内的管理权和对外的缔约权,其追求的目标是满足商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效率与安全)也不相适应.因此,设计一个全面清晰的商事经理权制度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企业改制的难题以及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非关联船认定及其应对措施

关联船的认定方式有两种:直接证明式和间接证明式.对于直接证明式的举证,我们要向法院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只有行政管理,不存在商业意义上的控制.对于间接证明式的举证,要淡化索赔人所列举的确实存在的关联因素,驳斥其列举的不存在的关联因素.     

小农经济的特质及我国农地关系法制化的基本方向

在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地关系法制化放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地位.我国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农地制度仍具备小农经济的特质.通观世界,小农经济在欧美较早得到改造,在西方社会改造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法制化成为农地制度变迁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推动力量.我国农地法制化的基本方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现行农地法规;保障农地资源与农民的安全,明确界定农地的权利主体.     

有限责任视野下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合理性分析

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运用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权利义务对等原理对内部人控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就公司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而言,内部人控制有其存在的制度空间、组织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作为经营管理层面上的控制权,存在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所构建的权利和利益平衡体系之中.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